漆黑將不再面對

老年時

最愛是誰

世事何曾是絕對

易 四十二卦

益　風雷益　巽上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益動而巽，日進無疆。
　　　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最近發現一個有趣的網頁：天益，言論十分開放，不知最終會否被內地政府取締。）

It's politics～ 豉椒拔！

節錄自：進一步發展問責制「出閘脫腳」
作者：王永平 原載：信報財經新聞 2008-06-02

　　民望不高的董特首在第二任期開始時推行的問責制，便成為少有被市民接受的政策。其實問責制就是部長制。部長不是公務員。全世界的部長都要效忠政府及最高領導，例如總統、首相或特首。有需要時，他們要主動下台，而是否下台，視乎當時的民情及政府和最高領導是否承受風險、抗衡民意。部長下台原因純屬政治事件，包括個人德行，毋須通過什麼有規有矩的紀律程序。

　　在問責制下，政治委任的主要官員辦事不一定比專業及有經驗的公務員能幹。前者須具備的條件是對特首絕對忠誠、在立法會內取得支持政府的票數及得到市民支持或「受落」。公務員要聽命主要官員，是政治現實（但同樣重要的原則，是保障公務員的政治中立。這是題外話，將來有機會再詳談）。

　　「問責」二字，成為推銷新制的開門密語，獲得立法會及市民的支持。現在如果你問一般市民問責制如何改善政府管治，你不會得到清晰的答案。但是屢次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大眾接受問責制，這是什麼原因呢？

因「失敗」而「成功」

　　我認為原因充滿諷刺。問責制的「成功」，建基於數位問責官員的「失敗」。梁錦松因宣讀財政預算案前買車，損害個人誠信、黯然下台。

　　楊永強處理「沙士」時失言，引起公憤而主動呈辭。葉劉淑儀說她在五十萬市民上街抗議二十三條立法前已萌去意，這是有紀錄的事實，但她推行二十三條立法遇到的極大回響，是否已埋下她離開的種子？假如她沒有決定離開政府，五十萬人上街後，她還可以繼續當保安局局長嗎？

　　當特區政府草擬問責制的安排時，政務官，包括已當上了司、局長的主要官員，是一如既往的專業，但不能說對這項新政策充滿熱誠。陳方安生不喜歡問責制，是公開的機密。她在問責制實施前離開政府。我當時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認同政治委任的部長制是不可逆轉的發展，所以我致力制定保障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具體安排。我當時已認為問責制一旦實施，便不會原地踏步。像一般的政治體制，問責制會繼續發展及膨脹。

　　曾蔭權當上特首，便把發展問責制作為他五年任期內的一項主要政策。同時，為了確保政治委任的官員對他絕對效忠，他緊握委任所有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權力，儘管後者根本不會與他在日常工作上有任何接觸。

加強政治能量更有效施政

　　進一步發展問責制的理據，可以在政府發給立法會及市民的文件中找到。我不打算在這裏覆述的主要原因，是我認同政府有需要加強政治能量，應付立法會、傳媒及市民大眾，令施政更有效。因此，不少有傳媒背景的人士獲委任為副局長或政治助理，是意料中事。

　　令我震驚的是政府初期企圖把國籍事件，淡化為個別傳媒炒作的小事。當有關的主要官員相繼把這明顯的疏忽解說為保障私隱和符合或不違反《基本法》的條款時，我簡直難以置信！

　　想起克林頓在一九九二年競選美國總統，最終擊敗老布殊時，用的口號是：「這是經濟問題，蠢才！」我幾乎想喊：「這是政治問題，蠢才！」行政長官宣布委任八位副局長時，讚揚這批副局長「有抱負、有魄力、有熱誠」，並說「他們會加強整個政治團隊的實力和施政能量」。秉承「我會做好呢份工」的承諾，曾特首能否說服他的兩位「老闆」，即中央政府及香港市民，特區政府的第二梯隊治港人才，不會因為擁有外國國籍便失去他們的抱負和熱誠？世事無絕對。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或者中央政府可以選擇把外國護照看成旅遊文件？

　　但比較保險的做法是補救錯漏，說服有關的副局長放棄外國國籍，讓他們明白，這是服務香港市民的小小代價。

　　執筆至此，看到蘇錦樑副局長宣布放棄加拿大國籍的新聞，這是意料中事，因為我不相信他會選擇退出民建聯或堅持撑下去，無視快到的立法會選舉。其他擁有外國國籍或居留權的副局長已經沒有選擇，結局已經寫在牆上。他們愈早宣布唯一的決定，對政府及其他副局長愈好。

玩政治不能「又食又拎」

　　政府可以繼續堅持按《基本法》的條款或空子辦事，不同意副局長獲委任時須放棄外國國籍，但我相信充滿政治本能的曾特首不會讓國籍爭議再次出現。時間會證明我是否說錯。

　　國籍事件適時地提醒新一代的「政治人才」，政治不是一個規例分明、友誼第一的遊戲。不要埋怨政府口惠實不至，或其他人、特別是傳媒不講理。說得俗些，玩政治，豈能「又食又拎」！

　　事實上，在政治險途上，放棄外國護照可能是副局長最容易做到的事。你要做的，是百分之一百的政治工作。你要贏取政府內外的尊重，就要顯示你的高度政治敏感和能力；曾特首沒有跟你說過嗎？

（在香港畸形政制下，特首背後並無議會多數黨支撐，公務員要保持「政治中立」，推行政策及為政策失敗而負上政治責任，便不能靠政務主任職系了。因此，推行政治性的局長制，甚至副局長或政治助理都無可厚非。但是，他們起碼需要是對政治和政策有成熟見解的人，那才可以即時替特首分憂，政府的責任絕不該是培養政治新丁啊！試想想，當特首完成任期，他麾下的正副局長或助理難道會自動過戶嗎？難道下任特首沒有他自己的班子嗎？那麼，每年每人花上過百萬公帑的新丁又有何價值？而從國籍事件可見，這批人究竟對社會有多大抱負了？其政治觸角有多敏感？還是他們以為每個月拿十幾廿萬薪酬是來「學習」而不是貢獻？然而，當你看看事件敗露出來後，不管是政治高官的死撐還是民建聯高層的護短，你都可見到原來所謂經驗富的高官和政黨高層，其政治視野也不過爾爾，你還有什麼好期望？這正正是多年前梁耀中議員諷刺政府的名句：臭罌出臭草！那麼每年數千萬的公帑呢？肯定是辛苦來瘟疫去啦！）

十九年之後 ... ...

台灣學者龍應台說沒有一個城市的集會遊行像香港這樣靜和冷。在她一篇叫「民主大道四公里——为香港人喝采」的文章中，她這樣描述多年前的「例董」遊行：

「香港人，靜靜地坐地鐵而來。地鐵車廂中，從衣服、從背包上「董建華下臺」的貼紙，看得出一車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但是沒有人搭訕說話。到了維多利亞公園，靜靜地等候出發。隊伍經過教堂，有人發送礦泉水，送的人不說什麼話，接的人也不言謝。人們肩並肩走在街上，除了時不時幾聲「還政於民」的呼喊，卻並不拉幫結派、交頭接耳，不唱歌，不起哄，不喧嘩；原來就互不相識，現在也不特別熱絡。各走各的，好像專心在辦好一件事情。走到終點政府大樓前，也沒有特別的激動。事情完成，轉身去找冰果店，然後坐地鐵回家。地鐵車廂中，滿滿是「四公里同志」，但是沒有人搭訕說話。靜靜地，回家。明天又是一天。」

對於六四的悼念晚會，她寫道：「有人垂淚，有人默哀，但是沒有激越。香港人「冷」得出奇。但是，你能說他「冷」嗎？「冷」的人會在華東水災時做那樣熱烈的人道捐款嗎？「冷」的人會在六四時那樣認真執著地組織救援嗎？「冷」的人會在臺灣大地震時那樣慷慨地解囊付出嗎？「冷」的人會在三四十度的高溫下一語不發地埋頭走完四公里路嗎？」

龍應台認為「香港人表現得那麼「冷」，其實心裏有著巨大的熱情。那份表面上的「冷」毋寧是一種羞怯或者內斂。」她認為香港人作為集體之不善於表露感情是殖民地過客心態的反映。

龍應台的觀察很到家，我可沒見過香港的時事評論家寫得這樣「到肉」和令人讀後會心微笑：我相信這正正是很多參與遊行集會人士的體會。不過我倒不認為這與什麼過客心態或殖民地壓抑所致，反而覺得這是香港這種地少人多的大城市的正常現象，而且這樣各自修行也沒有什麼不好啊，我要怎樣遊行集會是自己的事，別人就別管好了。我可不喜歡什麼「集體」表現，我行我素的散兵游勇更合我心意。否則，我才不會參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