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水南音

既抓金錢 又要公義

香港第一（節錄）
作者：梁款
原載：信報財經新聞 2009-05-18

　　《張徹劇本選》收錄了張徹一九六七年的名作《大刺客》的劇本。劇本分場細緻，行文如流水，十分好看。更好看的是書末那篇張徹自己說寫得「很長」的「非序非跋，漫談香港、台灣、大陸文化」的文字。

　　這篇文字教我更了解張徹。今天大家叫張徹做大師，但他一直視自己為庶民。跟所有庶民一樣，他喜歡自嘲：「拍影戲的人的文化地位本就不高，香港在一些人眼中更是文化沙漠。在沙漠上拍拍『商業片』，或如大陸慣說的『娛樂片』，是歸於『下三流』的，豈會有什麼文化？」沒有文化的人談兩岸三地文化的異同，自然屬於「人微言輕」，但正正因為「言輕」，所以懂得盡情「淺白」、大膽「潑辣」。

　　這個潑辣的庶民，背景蕪雜，身世飄零，原籍浙江、長於上海，抗戰時在四川，後轉台灣，三十歲上下來到香港，「在香港成熟，觀念、看法就不免是『香港人』」。
民風第一

　　這個「香港人」，對香港文化何者第一，什麼包尾，有大膽的見解。他說有兩樣東西，在（他寫文章時的）大中華當中，香港獨有。第一、是民風。因為歷史，因為地理，香港承繼了嶺南庶民的務實作風，做人不求偉大，多做少說，不論食式思想，全部貼近地面。這種民風反映在香港的「民藝」——不糾纏「五四」餘緒，不強求「文以載道」，最害怕「主題先行」，於是拍電影不避娛樂，寫文章直用白話，結果是「普通副刊作者，文字的流利暢達，往往超過『五四』時代名家」。

　　第二、民格。香港社會，位於夾縫，政治長期閉塞，但面容堅持開放，一直以「無皇管」的姿態盡吸古今中外的文化精華。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因為香港「無台灣的日本五十年統治，也無大陸的『文革』，保存的中國文化傳統並不少」。另一方面，香港長期開門，「對西方文化見慣不驚，既不會有排拒心理，也不會崇拜到五體投地，即日本人所謂的『平常心』」。

　　這份「平常心」，成就了某種特殊的性格。庶民對各種新潮習慣，不論是搞革命還是穿衫裙，全部放膽嘗試，採長補短，慢慢積累。張徹提醒我，孫中山系出皇仁，卒業港大，舊中環一帶，滿布中國革命者的腳毛。他也提醒我，香港報業，在大中華曾經屢任先驅，不論出版治，還是色情副刊，頻考第一。年月下來，這種無教條、零包袱的氛圍，令香港庶民性格反斗，但不乏真情，並慢慢在愛人和愛國這些生死攸關的事情上學講道理。

　　張徹的長文成於八九年初春。很快，國內爆發了范徐麗泰所謂的「歷史悲劇」，在長安大街，不少人肝腦塗地。之後二十年，香港、台灣、大陸都經歷巨變。香港庶民連年衰退，已學會拋下大鼻；他們見過台灣大選、上海洋場和北京奧運，在許多事情上已不敢誇言香港第一。香港的民國民俗，在兩岸三地交融，慢慢變種，變得像潮式鹵水豬耳一樣，有層有次。

　　如果張徹在生，他會見到今天香港的庶民繼續有病醫病，見貨掃貨，為生存，為利益，甘願四海為家。香港民風依然務實。這個務實基調，因為曾經滄海，現已響起變奏。不少人見到中國進步，願意拋下包袱，重新開始，北上尋根（當然更多人尋歡）。但香港的「平常心」已經幾十歲，它老早已懂得殺人一定要滅口，但愛人不一定要愛他的全部。套用馬傑偉的術語，香港庶民歡迎「經濟中國」、熱愛「文化中國」，但懷疑「政治中國」。這份有層次、講原則的懷疑，教整個尋根的事業進一步，退兩步，拉扯而行。

　　每年六四，這個拉扯歷在目。今年六四，因為陳一諤失禮，曾蔭權失言，香港民格的根再被挑起，再經銷量（接近）第一的大報和（據稱）聽眾第一的電台輾轉相傳，一發不可收拾。今天香港民間的風景，如果張徹見到，會動容。

　　香港是亞太區第一個被豬流感攻陷的城市，抗疫之際，慘逢大蕭條，又遇上風水師搞風搞雨。在這個時候，還有市民爭先恐後搶購趙紫陽的新書，聲淚俱下，回望二十年前的舊事，既抓金錢，又要公義，可算是人間的異數。那天看電視，見到吳靄儀用吳楚帆的口質問曾蔭權：「你究竟仲有無良心？」我覺得香港民格可歌可泣。

　　香港風景三流，文化遺產不入流，但它的民風民俗，身世蕪雜、奇詭奪目。在未來的一段日子，它仍會是大中華深度旅遊獨一無二的好景點。

豆腐渣？人渣？

今日明報報導說四川官員仍堅持震塌的沒發現豆腐渣房屋：「四川省建設廳廳長楊洪波說，經過調查、核實，目前沒發現因建築品質問題造成房屋在地震中垮塌的案例。他表示，對於社會上關於建築品質問題導致地震中房屋垮塌的反映，四川省委省政府態度明確，一旦發現此類問題及相關違法違紀問題，將依法嚴肅查處。」

這就是以科學發展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成就了！我想，豆腐渣是沒有的，有的是人渣！

中國和西方，各說各話？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加藤嘉一 2009-03-20

最近，我收到了一封來自歐美朋友的電子郵件，題目是《a quarter of Chinese territory is now de facto an armed camp》（中國四分之一的國土成為軍管區）。這位朋友想和我探討一下西藏問題。然而，面對這個問題，我卻不敢說話——不是怕得罪了什麼人，而是中國和西方在這個問題上完全矛盾的說法，讓我這個想保持客觀中立的觀察者不知該怎樣下結論。

我們簡單回顧一下，北京和達賴在任何事情上幾乎沒有一次達成過共識，雙方釋放的資訊令我感到混亂：據中國當局的立場，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這種關係說不清到底是誰建立的；北京在西藏推行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這種建設卻被達賴稱為“同化”，遭到批評；達賴批評中國把幾千萬漢族人移民到西藏，但北京認為只有八萬人；北京當局對文革時期的激進民族和宗教政策進行了檢討和補償，但許多藏族人反而很尊重毛澤東；2008年發生“3•14事件”以後，北京譴責達賴支持恐怖主義，卻沒有終止與達賴的談判……

我能確定的是一條主線。那就是，一方面，以漢族為主的華人對中國政府強烈支持，對批評中國政府的外國輿論感到非常憤怒。華人認為西方人對西藏沒有發言權，因為那些觀點是建立在“幾乎等於零”的知識上的。另一方面，知識有多少雖並不是發言權的依據本身，但西方媒體在西藏問題上的確缺少理性、客觀、公正的態度和方法。而這位西方朋友的來信使我再次感到“中外溝通”恐怕還要走一段路。

“And even if something somehow does happen there will be no one to independently confirm or observe it, since all foreigners and journalists are ordered out not only from TAR, but also from the other Tibetan ethnic areas of Qinghai, Gansu and Sichuan”(因為所有的外國人和外國記者不僅已經被驅離了西藏自治區，還被驅離了青海、四川、甘肅的藏區，所以即使那裏真的發生了什麼事情，也沒有任何人可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證實或否定。)

據我觀察，這句話不僅帶著強烈的情緒，而且不完全屬實。就在我收到這封信的同一天，即3月10日，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Geoff Dyer從青海藏區的尖紮發來了稿件《中國在青海藏民區加強戒備》（http://www.ftchinese.com/story_ce.php?storyid=001025148）。這篇報導詳細描述了中國政府和軍警在尖紮採取的封鎖措施，還提到了青海其他地方的情況。

只要看一看這篇FT的報導就不難瞭解，儘管中國政府在青海藏區的控制力已經得到加強，並要求記者們離開，境外媒體並沒有因此完全失去到藏區採訪的機會。中國在西藏和其他藏區的旅行禁令是針對外國人的，而從文章來看，員警只是檢查和詢問，並沒有阻止本國人的旅行。再加上各地中國人可以隨意進出西藏，西藏對外的通訊也還在運轉。而就這位西方朋友而言，假如認為圍繞西藏的一切資訊都是“完全沒辦法相信的”，那你的發言權又從何而來？這也是大家經常陷入的瓶頸，無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nothing to hide why does it chase out everybody out who can inform the world and in order to insure, or more correctly put, enforce "stability" uses armed force to lock out an enormous territory...Stability at what cost? ”（如果中國政府沒有什麼需要隱藏的，那為什麼要在四分之一的國土上，把能向全世界報告情況的人都趕出去，並用武裝部隊來確保，或者更準確的說，強加一種所謂的“穩定”？為了穩定，代價是什麼？）

我身邊的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問題。中國人會認為：“hide（隱瞞）”其實並不成立，政府的做法只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其動機則不是對外宣傳，而是對內治理。

很多中國線民認為，由於去年3月外國記者在拉薩出現，而使示威者或曰暴亂者士氣提高，一發而不可收；今年外國記者沒有了，示威者和暴亂者就沒有熱情來“自娛自樂”，於是2009年的拉薩比2008年安靜得多，政府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對於這一觀點是否正確我不進行評論。但可以說，這確實代表著中國政府和精英的潛意識。必須指出的是，上述觀點裏沒有提到因為禁止外國記者入境，而造成中國形象惡化的問題。之所以如此，在我看來，是因為中國人根本不重視這件事。

如果說2008年的時候，中國還在高度緊張中籌備奧運會，全國上下都害怕萬一被抵制了怎麼辦，所以形象問題還很突出；2009年的中國既然擺脫了奧運會這個大包袱，又沒有因為經濟危機而特別期待外援，那麼，官方也好、精英也好，此時此刻對國際輿論潮流的看法會比較坦率和真誠。
《時代週刊》最近發表了一篇社論：《西藏之痛》。它在文章中稱；“中國方面，有一些官員懷疑內部鎮壓並拒絕海外對話，將會導致未來某一天後院起火。”我是幾乎沒有見過持類似觀點的中國官員的。據我瞭解，中國的官員基本上都相信，西藏的居民是中國的公民，西藏的土地是中國的領土，西藏的官員是中國的公務員，西藏的法律是中國的法律，西藏的事件是中國的內政。
對於具有強烈的利益需求維護主權，實現領土完整的中國當局來說，不付出極大的代價，是不可能做出任何反思的。而在西藏問題上，代價肯定不會是“遭到世界輿論的批評”，因為它對中國人的思維來說是不值得在乎的。如果一個人堅信可以通過加大輿論上的壓力而使得中國政府“知難而退”的話，那麼他就很難和中國大陸的主流輿論進行對話。即使真的坐到一起，兩者也必然陷入“你講你的，我說我的”的局面。

在網路時代，中國和西方擁有了前所未有的交流機會，然而西藏問題反映出的卻是中外交流的悲劇。西方人本來有意願把自己的價值觀傳播到中國，中國人卻對此進行強烈指責，稱“虛偽、傲慢、偽善”。中國人也真心認為自己在維護真實和正義，卻也被批評為自以為是，盲目自大。
西方人也好，中國人也好，在我看來，只顧“走自己的路”是不可取的，要防止“讓自己無路可退”的困境。

原載：金融時報中文版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5382

（不管是統一還是分裂，領土完整或者自決，各方都自以為掌握真理，站在道德高地。然而，大家真的願意為此付出無限代價？有時想起捷克和斯洛伐克，東德與西德，不管是分還是合，他們都比我們文明和理性......）

教育的墜落

原文節錄自：孫明揚應該改一下他的麻雀戰法了！
作者：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明報2009年1月13日

所謂「母語教學政策」啟動於1998年，但政策根源卻早於1981年已經現身，當時有幾十位來自英美德澳的教育專家來港匆匆一行，走馬看花地「研究」了幾天，然後便於翌年發表報告書對香港的長遠教育政策提出建議，其中有一句指明，「在其他因素沒有分別的情况下，母語是教學的最佳語言」，可是，正如由高官轉型為名嘴的王永平 先生在回憶錄內所精準指出，該報告書的政策建議重點其實是，只在小學完全採用母語教學，到了中一，改為「推動真正的兩種語言政策」，務令學生雙語並重、中西兼通。

可惜這項政策重點到了1984年的《第一號報告書》被閹割了。當時的教統會主席楊紫芝是醫學權威，亦是愛國勇將，根正苗紅，於其治下，「兩種語言政策」被簡化為突出母語教學，箇中思路，非常切合中英談判過渡期的「非殖民化」大氣候，而其繼任者更是一個比一個搶着表現愛國、一個比一個更積極於視「教育回歸」為表功戰場，以求於回歸後攫取更高的官階爵位，英國殖民者何其精明，看在眼裏，笑在心裏，袖手旁觀甚至稍稍煽風點火，放任官迷華人胡作非為，於是，像滾雪球般，母語教學由一種「理想」快速轉變為一項「政策」，雷厲風行，燒鐵煉鋼，令本來處處充滿生機自主、靈活彈性的特區教育生態於回歸後被硬生生地套進一個劃地自限的語言政策大框框裏，英中中中，一刀切割；上車落車，架牀疊屋；基準評核，內耗折騰，全城老師家長人仰馬翻，學生更統統慘變「人肉教育罐頭」，品管失效，流弊至今。

外國專家顧問報告不是指明「母語是教學的最佳語言」嗎？推動母語教學，豈不符合洋人理論？將之說成「為了表現愛國」，豈不是替官迷華人戴大帽子？

請看清楚上面所引文字，別忘了在「母語是教學的最佳語言」前面，尚有一句可圈可點的「在其他因素沒有分別的情况下」。香港向來是國際都會，殖民已久，無論從民心傾向到現實取向，皆視英語為最關鍵的社會文化資源，說難聽，這叫做「崇洋」；說好聽，這叫做「務實」，即使於回歸之後，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亦應保持這種優勢和地位，不可承擔任何退步的政策風險。這便是極重要的「其他因素」，在沒有良方把社會風氣改弦易轍、把香港定位改方換向以前，貿然大張旗鼓地推動所謂「母語教學政策」，甚至不惜把學校和學生硬切成中英兩半，肯定是「冒進主義」，用全港師生家長的血淚作為官迷華人的冒升階梯。梁錦松曾做教統會主席，他在任內所推動的教改大躍進，其錯之深，其實遠超於所謂「偷步買車」；其餘歷任教育高官，或推波助瀾，或助紂為虐，當然皆屬共犯。

好了，如今有了孫明揚的「微調方案」，以微為名，以巨為實，一手推掉了中英分校的傻瓜金剛罩，儘管在「分時」和「分科」的操作條件下，仍有可能製造出另一種所謂標籤效應，但後者的穿透性和靈活度，終究比前者的中英二分更具人性和更符合現實。孫明揚用的「微調」二字，雖屬詐騙，但方案裏所強調的「彈性」二字，卻甚值得教改有心人記之取之用之重之。

換個角度看，「彈性」的另一種說法就是「自主」，中英分校的宏觀大框框去除了，「分時」和「分科」會否成為另一種框框，在這方案下，非常視乎各校師生家長如何取捨運用。任何社會，任何政策，標籤總是有的，問題只在於到底有什麼標籤和如何在標籤之間穿越遊走。

我們其實期許孫明揚更老實一些，希望他拍拍胸脯、摸摸鬍子，乾脆向社會大眾承認母語教學政策之死，香港特區從此採用的是自主政策、雙語政策、靈活政策。這樣，才是「食三辣」之道，名正言順，光明正大，孫明揚的麻雀戰法，早就應該改改了。

（講出十年母語教育浩劫問題所在的，一不是混在眾教育學院中高薪厚職無所事事的的教授和講師們，二不是親眼目睹學生英語成績下挫，中文欠進，學科成績無所增益的校長們，他們若非無能，便是徹頭徹尾的薪水小偷！高官？你還以為他們的智慧能力與其豐厚薪酬成正比嗎？他們少說少做便不錯了。教師？切，這個社會誰會尊重和理會教師的意見？）

To Vals Tou Gamou

by Eleni Karaindrou, 悠閒而深遠....

Eternity and A 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