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創造敢於辯護的政治

　——薄熙來記者會的啟示
　
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我曾寫了一本小書《經濟是權力，也是文學》。

該書的論旨是，目前這個時代，經濟的客觀性已日趨複雜稀薄，因而國際經濟的行為已愈來愈成為一種赤裸裸的權力遊戲，而為了合理化這種權力遊戲，經濟的修辭也就愈來愈像虛構的文學。於是，當西方大國獨強而需要打開弱國市場時，它就高唱「自由貿易」；而當弱國逐漸在某些產業上有了競爭力，「自由貿易」的口號就突然消失了，而換成「公平貿易」，用這個似乎很好聽的新修辭來包裝新形態的貿易保護主義。就像亞洲金融風暴前的1996年國際貨幣基金報告，猶稱讚亞洲金融體系的健康正常，但國際金融兀鷹一陣狙擊，國際貨幣基金卻又立即宣稱亞洲金融體系的不健康，而印尼甚至被搞得社會動盪、國家失敗，但到了後來國際貨幣基金終於又承認它們在處理印尼問題時犯了錯誤。由這一連串的說辭變化，那種權力與修辭的結合，豈不已成了經濟的核心嗎？用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的話來說，那就是：「最大的壟斷，乃是壟斷了一切理由。」

也正因此，北京商務部長薄熙來在5月30日舉行記者會，就中、美、歐紡織品貿易摩擦的問題做出反擊，他表示，「我們絕不會接受美國在紡織品一體化一開始就提出來的綜合性安排的意見，也不接受歐盟提出的行動指南，因為這兩個東西實際上就是要在全球紡織品一體化以後，又拿出另外一個東西，這個東西並不是經過大家討論而拿出來的，而是他們自己發明的。」薄熙來能夠對美歐的貿易新保護主義做出正面的反制，把話講清楚，道理講明白，個人認為這是一種必要的態度，而這種態度不能只此一次而已，往後，「敢於辯護」已應成為北京在處理一切國際政經軍事問題時的必要態度。

凡對當今國際形勢有理解的，都當會發現到今天的中國其實早已陷入1920年代國民政府時相同的險峻情勢之中。1920年代，乃是國民政府完成北伐、統一國家後的「黃金十年」，由於國勢蒸蒸日上，於是遂有了「田中奏摺」和日本的侵華戰爭。而到了今天，由於有了「黃金廿年」，於是美日的「中國威脅論」遂告大盛。在目前的世界資訊結構上，由於全球四分之三以上的信息、意見和主張都被那少數幾家跨國媒體公司所生產，它們可以在一夕之間製造出敵人，可以透過修辭包裝讓少數人的利益企圖被合理化，這是資訊和主張上極不對等的關係，它加工製造出了一種政治正確。而當這種政治正確被形成，不對等關係裏的弱者那一方，就只有永遠處於被捱打的局面。

對於這種資訊、意見和主張上的不對等，解決之道當然是必須全球有個更公平的資訊架構。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麥克布萊德委員會」在所提出的報告裏，就已很清楚的指出了這一點，只是在當今世界的權力結構下，想要建造出一個公平的資訊架構乃是不可能的事。於是，理由和主張被少數大國所壟斷的局面也就無法被打破。

也正因此，我們遂看到了這種媒體壟斷下所造成的「中國威脅論」日益擴散，它並在具體的紡織品問題、人民幣價位問題、歐洲軍事禁運問題上被一一落實。面對這樣的形勢，認識與緘默早已不再是美德，反而是怯懦的象徵，它只會讓情勢在得寸進尺下更加惡化。

面對這種資訊、意見、主張的關係不對等，傳統的忍讓、私下溝通協商，都不足以改變不利的處境，而必須用一種「敢於辯護」的態度，不再默然，才是唯一的選擇。一種「敢於辯護」的態度，其實是有很多好處的：

一、在像紡織品貿易、人民幣價位等問題上，其實都有很強的「可辯護性」。對這個問題，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不就說過「錯不在中國」嗎？再如像人民幣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不也都有過不應讓步的主張嗎？對明顯可辯護的問題及早做出辯護，可以防止對方在無抵抗下不斷炒作，讓氣氛更加惡化。連日來，由於北京的辯護，美國財長斯諾，以及正在北京訪問的商務部長古鐵雷斯在講話上已不再那麼惡形惡狀，即是證明。

二、有些問題，像紡織品貿易等，可以做出立即而直接的辯護，而在一些涉及歷史、發展的問題，如歐盟的武器禁運、台灣問題，或者其他更敏感困難的問題，也同樣必須有「敢於辯護」的心態，只是這種問題的辯護更加複雜，它涉及國家歷史的詮釋、自己立場的表明、未來遠景的建造、人類普遍經驗的成長等。當有了「敢於辯護」的心態，自己才會去把每個問題想得更透徹，從而始能產生更有說服力的政策，整個「國家建造」的策略和願景，以及對過去的種種，也才會有更清楚的條理。在「敢於辯護」裏，一方面是要讓敵人減少敵意，爭取朋友，更重要的乃是可以在「敢於辯護」中讓自己更清楚。

近代的國際政治，隨著媒體的發達和競爭的激烈，說服及辯護的功能已更趨重要。昔日老布殊為了解決經濟衰退問題，帶著政商要人到全球打貿易的前哨戰；小布殊無論為了入侵伊拉克，或者杯葛歐盟武器解禁，甚或要進一步圍堵俄國，也都是走上第一線，要在沒道理中硬造出道理。這種國家領袖走上第一線，無論去造勢或辯護，都早已成了慣例。中國已應有這樣的覺悟與認知。辯護不是對抗，是讓對手無法得寸進尺。可辯護的政治，敢於辯護的態度，或許才是讓中國脫離被妖魔化情勢，改善生存環境的不二法門吧！

（作者：南方朔；　原載：明報2005年6月6日）


（如果對外要「敢於辯護」才能贏得尊重和生存空間，那麼，對內呢？何時才能「敢於面對」文革、六四？何時才能「敢於面對」自由和人權？一個民族的復興並不只在贏取國際地位，還得面對歷史，面對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