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裏的「神權」和「陰謀論」

美國有史以來最昂貴，也最負面的大選業已結束，這次大選不僅已改變了美國的民主政治，甚至對全球都將有難以估量的衝擊。

對於美國大選，如果不想隔靴搔癢，那麼，在做分析與解釋時，一定要對下述問題揭出答案：為什麼全球主要國家幾乎一致希望布殊敗，他居然仍能當選？在美國，從諾貝爾獎得主、精英分子和多數主要媒體，都分批聯名反對。這些精英意見為何都失去了作用？美國的「九一一」調委會報告和武檢報告，都否認了伊拉克與恐怖組織掛鈎和擁有大規模毁滅性武器的說法，為何美國人民仍有五成四相信？這些相信的人，他們難道不看報或電視嗎？他們的信息又從何而來？布殊的第一個任期表現欠佳，雙赤字危機、拉大的貧富差距，以及失業等皆極不得眾望，認為「國家方向錯誤」的人超過六成，但他既然方向都錯了，為何卻會當選呢？

上述疑惑，其實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美國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基本教義派」是宗教概念，而它反映到政治上，則是「基督徒右派」。他們相信《聖經》所記皆上帝的話語，對《啟示錄》的末日論及最後審判則深信它是上帝的預先提示。他們認為美國即是上帝的選民，「九一一」是末日大戰的開始，伊斯蘭則是撒旦的化身，美軍則是上帝的神軍。因而他們所做的一切，乃是替基督復臨做準備。美國的基督徒右派，過去早已發展出龐大的媒體網絡，計有將近1500個廣播電台、兩大電視網轄有約200個電視台，再加上其他書報雜誌，以及網際網絡，它在美國已擁有最大的媒體權力。基本教義的信念，以及本身的媒體權力，使得這次美國大選本質上成了「神權」對「民權」的選舉，並展現出下列特性：

其一，布殊陣營對選民動員、競選訴求，都是前述基本教義裏的信念。所有的外國和內部反對，因而都成了「反基督」的「陰謀論」。當代女性思想家蕭華特(ElaineShowalter)早就指出過，「陰謀論摧毁了對證據和專家的尊重。」最近派普斯(DanielPipes)在《陰謀：妄想症的昌盛和起源》裏也指出，陰謀論是權力快車，可以讓人加速奔向權力高峰，並用來合理化對外的擴張侵略。基本教義和陰謀論，使得國際和國內的一切批評都被扭轉，布殊的負債反而變成他愛國愛上帝的資產。

其二，目前的美國媒體早已變成權力的外圍，基督教體系已擁有最大的媒體權力，預設立場的報道、分析和評論，早已將事實與非事實的距離模糊化，說謊也就在模糊中有了可操弄的空間。美國民眾有54%始終相信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毁滅性武器，即肇因於此。像「快艇老兵查真象」之事，找到反克里的官員，把「反對」經過包裝，變成一種假記憶。從而一筆摧毁克里「越戰英雄」的形象，即是說謊造謠政治的極致。

其三，這次大選乃是一次明顯的「神權」式選舉。布殊陣營最後所出的DVD，除了將布殊、美國國旗、耶穌像在畫面上並列外，甚至還假借南方浸信會主席拉德(RichardLard)之口代言，宣稱「上帝要他當總統」。把上帝拿來當超級助選員，這在美國民主史上乃屬首次。人類的民主發展，乃是將神權與民權加以區隔的過程，而今卻神權重返，以上帝之名而隨心所欲。這是巨大的歷史倒退，美國人民和全世界將為這種神權政治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實在值得注意。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教授斯特羅齊爾(CharlesB.Strozier)曾對基督教基本教義派做過實證的心理研究，他在《啟示錄：美國基本教義派的心理學》裏訪問了許多這樣的基督徒，並追蹤他們的生活史。他指出，當我們指說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是阿拉伯國家在世界的變動裏，由於適應不良而造成的心理退縮，這種觀點也同樣可以用來解釋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這是基督徒對世界和社會的改變無法適應，甚或拒絕適應，因而藉着《聖經》的解釋，意圖讓自己走回那個一切都比較簡單、善惡分明的「聖經世界」。美國的基本教義派多在封閉的內陸州，而東西兩岸的海洋洲則因對外接觸頻繁，對各類異文化和異價值則較為熟悉適應，因而成為反基本教義派的州。這種地理上的差異，可以說也是基本教義派心理學的另一旁證。斯特羅齊爾教授並指出，美國基本教義派在歷史上多出現在價值變遷、社會趨於新舊過渡的階段，如美國南北戰爭前夕、1920年代大蕭條前夕、冷戰時代，以及70年代青年文化帶動出新的多元價值的時代等。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由於缺乏了足夠的武力，因而表現為過激的防衛，而基督教基本教義派則因軍力強大，因而表現為自鳴正義的侵略，但它們的本質卻都是一樣的。

民主政治是一種世俗化的政治，它強調世俗理性的制衡，在世俗理性主導下，當整個政治體系出現重大錯誤，即可適時扭轉。但神權政治則不然，它以上帝為名將一切都神聖化，這意謂着它的調整彈性將因此而失去，等於它的錯誤無法被及時糾正，只有錯到底、錯出更大的災難，人們始後悔莫及。美國有六成人民都認為「國家方向錯了」，但這個方向錯誤的政府卻仍能繼續執政，這不正是基本教義派神權政治的可怕之處嗎？

作者：南方朔
（原文刊於明報2004年11月8日）